"史浩" 人物生平

史浩生于宋徽宗崇宁五年（1106年），他的祖上史惟则从慈溪迁鄞即落户此地，直至曾孙史诏，四代都不曾迁居。徽宗时，史诏推辞辟命，获徽宗赐号“八行高士”。

史浩从少好读书，曾求学到桃源书院，并结识了汪思温、郑覃、魏杞、袁燮等人。桃源书院是庆历五学士之一王致所创办，史浩曾祖父史冀当年曾从王致学。书院在横街桃源乡。

少年史浩继承家风，克尽孝道。他对弟弟更是疼爱有加，一次史浩和弟弟乘坐牛车玩耍，正当两人玩得十分高兴时，拉车的牛却不知为什么忽然发狂起来，又跑又跳地往前奔，整台牛车完全控制不住了。他的弟弟吓得哭了起来，史浩自己虽然也很害怕，但还是赶紧一边控制牛绳，一边安慰弟弟，眼看牛车快要撕散，兄弟俩害怕得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在一边的路人也都替兄弟俩着急，这一情景让几位壮汉看见了，他们即义勇相助、挺身而出，一起来追逐发狂的牛，费了好大功夫终于追上牛车。史浩见有人来相救，就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，大声地说，快救弟弟，快救弟弟。于是几位壮汉赶紧将史浩的弟弟救下车。救完弟弟后，眼看牛车就要被发狂的牛拖得四分五裂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大家赶紧再跑向前，最终将史浩也救下了车。事后，大家都赞美史浩，在最危急时，尽管自己已经被吓得泪流满面，仍第一顾及弟弟的安全，这份手足之情是难得可贵的。此事一直被邻里传为美谈。

宣和六年，史浩的父亲师仲逝世，当时史浩才十九岁。师仲临终告诉他，作为长子长孙要承担起孝顺祖父的责任。以后数年，史浩一直陪伴在祖父史诏身边。建炎四年，金人攻陷明州，史浩不得不扶着祖父史诏逃难，一路上他不怕自已受屈辱，使一家人避于海，免于难。然而七十四岁的祖父史诏，终因经受不起战火的惊吓和奔波的劳累，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，史浩为之守孝三年，因为财物尽为金人所掠，所以当时家境日处贫困，但史浩却谢绝了叔父的接济。家庭中长子长孙的角色和生活中的种种磨难，养成了史浩有事能忍，处事多思的性格，使他年少老成。

为了随母亲的心愿，史浩携母亲洪氏投靠天童街亲友钱氏。青年史浩就隐居鄮峰读书，自号真隐居士，这儿距离天童寺、育王寺很近，史浩就常陪母亲到天童、育王进香，“迸云佛塔金千寻，傍耸滴翠玲珑岑。春供万象当远目，响答两地纷鸣禽。风摇野帻去复去，雨浥乳窦深复深。寄声俊逸鲍夫子，莲社不挂渊明心。”这是他在《天童育王道中》的诗。

当时在天童寺任主持的是宏智正觉禅师，他自建炎三年来天童寺，倡导“默照禅”，弘扬曹洞宗风，并建禅堂，扩大山门，筑宝阁，奉千佛，使天童禅寺得以中兴，遂成了当时的一个禅学中心，宏智正觉也被人称为“天童和尚”。史浩偶尔也陪母亲去听说法。正觉说法有两个特点，一是以圆相为禅机，藉以开悟听众，作为禅机，是一种无可表示的表示，旨在获得听众的心灵默契，但是也要求说法者有颖慧之心。二是文采丰富，常常出口就是诗句，如“风月寒清过渡头，夜船拨转琉璃地，冻鸡未报家林晓，隐隐行人过雪山。”语句中往往清空灵动，既富有禅家的理趣，也能传达出超远的意境。史浩深受感染，这对学诗自然也很有启发。

当然，这也是时代的造就，当时文人解释诗，常觉得很多传统话语都未免显得方枘圆凿，于是极需要一套新的话语，来填补传统话语的不足，这样，大量的禅宗术语就被引进到诗中来，士大夫们在做诗中不断渗入佛教的思想资源、语言材料及表达方式，他们“以禅喻诗”，都是受参禅启示的，于是禅悦之风一时盛行。

史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正觉的默照禅。正觉在《默照铭》说：“默默忘言，昭昭现前。鉴时廓尔，体处灵然。”又在《坐禅箴》说：“不触事而知，不对缘而照。”显然正觉主张闭目合眼，沉思冥想，在寂然静坐中进入一种无思虑的直觉状态，这就是所谓的禅的状态。而正在努力学诗的史浩就把古人的诗思和正觉的禅思相沟通，以为学诗也必须进入清心虚静的默照状态，才能心如镜鉴，反映万象。他在《赠天童英书记》诗云：“学禅见性本，学诗事之馀。二者若异致，其归岂殊途？方其空洞间，寂默一念无。感物赋万象，如镜悬太虚。不将亦不迎，其应常如如。向非悟本性，未免声律拘。”这里说的“寂默”，明显是受了正觉禅师“默照禅”的影响。

随着史浩对默照禅的接纳，他与正觉来往也密切了，并且对正觉十分敬重。绍兴十年，史浩居下水，便约正觉游东湖，并题《东湖游山》：“金襕禅老今大颠，坏衲蒲团日坐禅。我行不问西来意，消息还将方寸传。”“日坐禅”的“禅老”就指正觉禅师。不仅是正觉禅师，天童山的很多禅师他都引以为友，史浩在《次韵鲍以道天童育王道中吴体》中有句说：“奇声俊逸鲍夫子，莲社不挂渊明心。”特别是他的《赠天童英书记》一诗后半首中：“英师个中人，以诗隐浮图。桃红柳青青，翠竹黄花俱。……堂堂老阿师，道价东西徂。住山垂一世，学子纷云趋。寒潭风静练，皎月天心孤。迩来只履轻，片雪销洪炉。……顾我坐学省，兀兀如守株。因君听篷雨，为谢故溪鱼。”那个英书记，是正觉的弟子，他是禅林中专管书写的僧人，也是史浩的朋友。诗中“老阿师”就是正觉。

绍兴十一年，史浩过钱湖韩岭，即歌道：“四明山水天下异，东湖景物尤佳致，中有村墟号韩岭，渔歌樵斧声相参。” 这一年史浩三十五岁，住在下水，有《下水庵晓望偶题》：“疏树梢头露晓星，薄寒侵榻睡初醒，沙鸥何处惊飞起，点破遥山一抹青。”他不但诗文俱佳，而且显得更成熟稳重了。

绍兴十四年，正值其母六十岁生日，因为家里贫穷，史浩便到天童街亲友处借来坊钱为母亲祝寿，出于对母亲的一片孝心，史浩安排礼节十分隆重，却因此欠下了一笔数目不少的债。坊钱本属浙江常平司，到秋天，因为还不了坊钱的本金利息，史浩十分苦恼，不得不暂避绍兴，住在一个姓汤的卖饼婆家里，这时一年一度乡试快要到来，史浩不能回到家里来，因而郁郁怅望。卖饼婆问他说：“秀才为何惧怕官府？”史浩就将事情的经过说给卖饼婆听了，第二天，卖饼婆将儿子们召集在一起商量说：“我已积了一千钱，准备作后事用，现在想全部借给秀才用于还坊钱本金利息，好让他一心去应试，一旦乡试结束，秀才会马上来还的，你们不要担心。”史浩这才回到明州，报名参加了乡试，果然金榜题名，登刘章榜进士前十名，史浩信守承诺，马上将钱如数归还给卖饼婆。那年史浩三十九岁。

史浩中举后，调余姚任县尉，当时地方上盗贼出没无常，偷窃民舍，民怨心载道。史浩就设计将为首的九人捉拿案归。史浩立了功，却不说是自己的功劳，对此县令十分奇怪，史浩却说捕贼是我作县尉的本职，这九个人应该处分惩办，如果让我一个人领赏，实在于心难安。县令甚为赞叹。

第二年三月十五，史浩和鄱阳程休甫一起游普陀，他们一早到达潮音洞，洞内很冷清，没有什么可看的，史浩便炷香供茶，只见盏浮花瑞。两人回寺吃饭后，又来到洞门，俯伏苔磴，凝睇嵚空，所见乱石累累，兴尽后正想返回，却有一僧人过来指着说：岩顶有一空，可以从哪儿往下看到奇景。史浩便攀缘而上，瞻顾之际，忽现大士瑞相，金色照耀，眉目了然，两人同时看到了，而史浩还看到大士的双齿洁白如玉，心情十分愉快，就在壁上题词。当天夜里有一僧人来访说，公当为太师，比文潞公，但官家用兵，须切谏，二十年后，将与公会于绍兴。后史浩知绍兴，果来一个道人自称与史浩有旧，守卫拒不接纳。他便索笔写了：黑头潞相，重添万里风光，碧眼胡僧，曾共一宵清话。遂去。史浩读了，便回忆起当年普陀的事，知道长者僧及道人都是大士示现相，就马上去追赶，但来不及了。

余姚任满后，史浩到临安待命，秦桧曾想笼络他，派给事中林一飞致意右谏议大夫史才说：“已留国子监书库官拟令矣。”史浩对叔父说：“秦桧这人似乎很难与他同处，况且我省试在前十名，按规定现在应当受教官，可不安分吗！”

不久史浩出任温州教授，当时郡守是张九成，他是绍兴二年高宗自亲提名的状元，高宗对他很器重。张九成在朝也恪尽职守，并平反了一些诬告案件，但却因反对宋金议和及拒绝秦桧拉拢，被诬为赵鼎一党，屡遭陷害，贬谪南安军长达十四年之久。那时与九成一同贬谪的有径山宗杲禅师。绍兴二十六年秦桧死，高宗又起用九成知温州，宗杲也出任鄞县育王寺方丈，两人互有来往。史浩有时也替这两位老人传递一些信息，深得他们信任。当史浩任满三年教授后，张九成就将他推荐给高宗。史浩到京都，任太学正，升国子博士，开始与高宗有了频繁的接触。

作为高宗的同仿年龄人，都经历过靖康之难，建炎战乱，史浩高宗在万分艰难情况下稳定南宋王朝，表示了应有的敬重。

宣和七年十月，正值秋高马肥之际，金国皇帝正式下诏，宣布对宋朝开战。这时大宋在山西、河北一带的地方部队，立即成千上万地倒戈和哗变，而国家的正规军呢，也一味溃退甚至一哄而散。金军兵临城下，而身为康王的赵构则自告奋勇，愿意赴汤蹈火，去做人质。而且，临走时，他还悄悄告诉当皇帝哥哥钦宗：如果有什么对付金兵的好办法，就尽管去做，不必顾虑自己。应该说，这份勇气和胸怀还是相当令人感动的。当时，赵构刚满十九岁。

在靖康之难中，赵构是唯一幸免于难的正宗皇子，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。这一年，赵构二十一岁。金国铁骑来去如风，狂飙般所到之处一片血雨腥风。而他的护卫亲军竟也发动兵变，逼迫他退位。他还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建立自己真正能够信任的部队。在这是实际情况下，如果有人要求这时的赵构带领这样一支军队，去战胜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国骑兵，这种要求本身就是脑子进水的表现，相当弱智。看来要和金兵抗衡，他实在还太年轻，他需要在未来的岁月里培养自己的才能、经验、阅历和威望，他需要不少的时间来积累力量。

从北宋崩溃到南宋站稳脚跟，其间充满惊涛骇浪。艰难困苦的程度实不亚于创建一个新的朝代。赵构表现得并不昏庸，也不怯懦，显示出了不错的政治才能。

理解使高宗对史浩十分信任，于是高宗常向史浩请教施政之要，史浩总是回答，最重要的是保固边鄙，收收人才。史浩还向高宗推荐一批杰出人才，高宗就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并重用了一批杰出之士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赵构对自己的生育能力越来越绝望，而群臣要求立嗣的唿声却越来越响，于是才决定立嗣。二十多年前（绍兴二年），高宗就曾选了两个太祖系的儿童养在后宫，其中一个就是日后成孝宗的赵昚，时名伯琮，六岁。针对高宗决定立嗣的态度，史浩提议说："普安、恩平二王（两个皇子）宜择其一，以系天下所望。"高宗很为嘉许，就命史浩为王府教授。事后，高宗就命普安王写《兰亭序》五百本，普安王感到为难。史浩知道，这是高宗对普安王的考验，就劝说普安王写了七百本进献给高宗。而恩平呢，却一字没写。继而高宗又赐宫女各十人奉侍二王。史浩又劝说普安王："应当用庶母之礼仪相待。"普安就听从史浩的话去做了。数日后，高宗把宫女召回宫去，普安王的宫女仍都是处子，而赐给恩平王的宫女都被玷污了。这样，高宗就决意立普安王为皇太子了。

绍兴三十年，高宗先封普安王为建王，下诏给建王府配直讲、赞读各一名，史浩被任命为建王府教授兼直讲。一日讲《周礼》，史浩说：“膳夫掌膳羞之事，岁终则会，惟王及后、世子之膳羞不会。至酒正掌饮酒之事，岁终则会，惟主及后之饮酒不会，世子不与焉。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会，世子饮酒不可以无节也。”建王作而谢说：“敢不佩斯训。”

三十一年，史浩迁宗正少卿，碰到金人侵犯边境，投降派纷纷要求退守，皇子建王积极主张抗战，上书请求亲自作前锋抗敌。不料无形中犯了高宗大忌，幸亏史浩出计，竭力劝建王说：“皇子不可将兵，应当以晋申生、唐肃宗灵武之事为戒。”建王醒悟，立即叫史浩草拟奏章，请扈跸以供子职，辞意恳到。正在发怒的高宗，看了奏章后怒气顿时消释，知道这一奏章出于史浩之手，就对大臣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建王府官。” 改请求亲自作前锋抗敌为请求伴驾出征，使皇子避免了大祸。不久，殿中侍御史吴芾请求用皇子作为元帅，先去视察军队。史浩又上书说：“建王一直生活在深宫之中，不曾与诸将接触，怎么能办这事呢。” 高宗就令建王遍识诸将，随他去建康。

三十二年，高宗回到临安，立建王为皇太子，史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。几个月后建王继位即孝宗，高宗退居德寿宫。孝宗又马上升史浩为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。随即驱逐秦桧党人，重用主战派领袖张浚，孝宗召见主战的大臣张浚，说：“久闻公名，今朝廷所赖惟公。”张浚大力陈说主和议的错误，劝孝宗坚持进取。于是孝宗任命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，统帅军马，加少傅，封魏国公。

此时的史浩正积极支持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、联络中原豪杰以备来日恢复中原，他还向孝宗推荐了一批有识之士。六月，也就是赵昚即位后的第十一天，就起用了以直斥秦桧而名满天下的主战派胡铨。七月，孝宗又下诏，追复岳飞和岳云的官爵，依官礼改葬，岳飞的子孙也都特予录用。以布衣李信甫为兵部员外郎，潜入中原招纳豪杰，为北伐中原的战车蓄势待发。史浩又为升任参知政事，接着史浩又推荐枢密院编修官陆游，史陆两家虽是姻亲。在举内不避亲，陆游善于作词，写文章，熟悉典故这是人所共知的。孝宗召见陆游说：“你努力学习早已有所闻，发表的言论也切合事理。”史浩也不忘为青年时的朋友郑覃（郑清之祖父），就作《通义》颂扬郑覃在金人面前不屈的大义行为，朝遂命史官将郑覃事迹列入忠义传。

高宗退居德寿宫后，纵容宦官梁康民开设酒库，这当然是犯榷酒之禁。右正言袁孚“亟请对，论北内有私酤，言颇切直”。高宗听到后震怒，孝宗“严于养志，御批放罢”。

史浩得知出面问皇帝，袁孚有什么罪？孝宗说：“是非所宜言，不逐何待。”史浩多方进行劝解说，“北内给事，无非阉人，是恶知大体？若非几个村措大在言路，时以正论折其萌芽，此曹冯依自恣，何所不至”？“争臣无故赐罢，天下咸以为疑”。“陛下试以意白去孚，倘可以上皇意留之，尤盛德事”。不料高宗“怒袁孚甚”，亲赐孝宗“酒一壶，亲书懙率偎骄四字于上”，孝宗无奈。最后，只能让袁孚“请词”，离开朝廷，而孝宗为他“除直秘阁”，“以职名华其行”，来了结德寿宫与谏官的纠纷。在这场直言与歪理，法与权的小小较量中，充分反映了朝廷人治的本质，让袁孚本人“请词”，“以职名华其行”，不过是为徇私屈法的人治蒙上一块遮羞布而已。但这却反应了史浩在弥合朝廷或宫闱的争斗方面，表现出来的智慧。

刘蕴古是金人派来伪装投降南宋的，别人都没有识破他。当时刚巧有万余人应募去北方营田，陈康伯、张焘等都表示赞同让刘蕴古带他们去，史浩却独持异议说：“这一定是奸人来诈降，伎无所使，就借这件事返回金国。”他当即召来刘蕴古，问他说：“樊哙想以十万人横行匈奴，议者均以为可斩，今你得一万乌合之众，有什么作为？”刘蕴古大惊失色说：“这一万人都是无家可归的，带他们到北方去营田，决不会出什么意外事的。”史浩反唇相饥说：“这一万人固然无家，但你的家在何处？”那时刘蕴古家小还留在金国的幽燕之地。他自知失言，恐惧而回。后来刘蕴古果然私派他的仆人向金密献宋军机，事发而伏诛，人都称佩史浩的先见。

在处理军国大事方面，史浩也想有作为。但他，显然觉得恢复中原，南宋的力量不足，既然没有十分的把握，不如暂时维持偏安一隅的现状。

金帅完颜亮南侵，吴璘自四川出兵，一举收复秦凤、熙河、永兴三路地区。在陕西孤军奋战，虽然连战连捷，但金兵反扑之势却越来越重。史浩以为陕西不可守，说动孝宗诏令吴辚放弃陕西重镇德顺军。隆兴元年，史浩为相，草拟诏书，勒令吴璘撤退，吴璘只得奉诏退兵。当时任川陕宣谕使的虞允文极力反对，并当面向孝宗陈说利害。这一年，虞允文入宫回答皇上的提问，说史浩一直主张弃地求和，等到升为右丞相后，就立即实施他的主和政策。原来史浩在亲自为孝宗拟定的诏书有这样的词句：“丢弃鸡肋一类没有多大意味的东西，可以消除金人的贪婪之心。”虞允文上奏说：“现在有八条理由说明我们可以继续对金作战。”孝宗问到弃地问题时，虞允文用朝见时所执手板在地上画，力陈丧失土地的利害。孝宗听了后悔说：“史浩误我！”于是又下诏令吴璘便宜行事，让吴璘自己决定是进是止，然而为时已晚，吴璘接到前一个诏书，不敢违抗，已开始被迫撤军，金兵追击，失去城池掩护的宋军伤亡士兵三万余人，将佐数十人，宋兵大溃败，秦凤、熙河、永兴三路新收复的十三州也又为金人占据。然而吴璘却实在难负其咎。就在吴璘奉诏退兵的时候，左右劝谏道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此举所系甚重，奈何退师？”吴璘回答“璘岂不知此？顾主上初政，璘握重兵在外，有诏，璘何敢违！”貌似平淡的这句话其实极为沉痛。

这时张浚进升为枢密使，抗战派就在朝中占了优势。当时有陈康伯为左相，史浩为右相，朝中的秦桧党人都已被驱逐。所以，应该说朝廷的主流意见都是恢复中原，但是，怎么恢复？是立刻挥师北伐还是暂时韬光养晦？朝中大臣各执其见，争论经年。其中张浚，王十朋，胡铨，虞允文，陈俊卿、王大宝等人主张立即北伐，史浩，陈康伯等主守。

张浚急图恢复，屡次上奏，欲取山东。史浩肯定张浚“大仇未复，决意用兵”的忠义之心，但坚决反对急于用兵的主张，张浚奏请御驾亲征，史浩则向孝宗陈述三条理由以阻止：一曰："下诏亲征"，则无故招致敌兵，何以应付？二曰，若以"巡边犒师"之名，去岁曾有一次，州县供奉甚臣，朝廷自用缗线一千四百万，国库无以负担；三曰，若为"移跸"，则无行宫，陛下自行，万一有一骑冲突，行都骚动，如何是好？可见史浩当时反对是经过深思的。

张浚进位枢密使后，就都督江淮兵马，开督府于建康，北伐也就正式提上了日程。而史浩则认为，北伐劳师费财，南宋又兵弱将庸，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，退守长江以北，静观金人之变，才是最稳妥之计。史浩还提出了修筑瓜洲、采石两处的城防，以保长江的主张。张浚认为：这是自动向敌人示弱，要筑城防也应筑在淮河上的泗州。

三月，金纥石烈志宁送信给张浚，要求割让海、泗、唐、邓、商等已被宋朝收复的州郡，并增加入贡岁币，这些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张浚的拒绝。于是纥石烈志宁在边界调动兵力，宋金前线形势恶化了，和战问题也就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。四月间，张浚入见，对的孝宗重申了自己的战略主张。而史浩对局势的判断则与张浚完全相反，他说“窃一传闻之言，多谓敌兵困于西北，不复顾山东。加以苛虐相承，民不堪命，王师若至，可不劳而取。审如此说，则吊伐之兵，本不在众，偏师出境，百城自下，不世之功何患不成?万一未至……宿师于外，守备先虚。我犹知出兵山东，以牵制关陕，彼独不知警动两淮荆湘，以解山东之急耶?……山东去敌万里，彼虽不能守，未害其疆：两淮近在畿甸，一城被寇尺地陷没，则朝廷之忧，复如去岁！”显然史浩主张的是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