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邓中夏" 轶事典故

工运实践

在北京大学学到马克思主义后，邓中夏就决定从事工人解放运动的实践。他到街上动员洋车夫集合拦路以要求增加待遇，但仅有少数人响应，警察来后砸了车，洋车夫们就扯住他索赔。邓中夏拿出所有的钱还抵不上损失费。校内有人见面就讽刺：“工运搞得怎么样了？”父亲也因他参加“过激”活动中断了接济。邓中夏并不气馁，他总结教训后感到：拉洋车的属于比较散漫的个体劳动者，且受帮会影响，真正搞工人运动还应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。于是，他于1920年未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办劳动补习学校，中共开展的现代职工运动就从这里开始。

教书育人

1921年3月，由于在青年中的知名度和威望，邓中夏被河北保定“直隶省立高等师范学校”聘为新文学教授，讲授了3个月的新文学课程；同年暑假，他应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的邀请，去重庆夏令营讲学会讲学，并指导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校的“择师”运动取得成功；在此期间，他还一度成为长沙、宜章、广州等地学生运动的精神指导。

虽然邓中夏在保定开课第一天就声明“我没有教过课，更没有经验”，但其讲课的情形，据他当时的学生王森然在《回忆保定“五四”和新文化运动》一文中所写到的：

他的面貌白皙红润，眼睛光亮有神，在讲堂上讲课时声音洪亮，谈笑风生，旁征博引。讲到使人气愤的时候，他洁白的牙齿便咬住下唇，握拳怒视。他右手持粉笔，挽着袖口，左手拿板擦，边讲边写，边写边擦，一写就是一大黑板。头发、衣襟、袖筒上落满粉笔面，也不在意，时间久了，嗓音嘶哑，嘴角除了白沫，才喝一口白水，其实水里早已落下一层粉笔面，他看都不看，便咽下去了。他的这种忘我精神，使我们非常感动。（《王森然研究资料》第1辑，34页）

平民教育

在开展“平民教育”的旗号下，邓中夏首先建立工人识字班。开始，有人认为干苦活学文化没用，“要是发窝头我们才来上课”。邓中夏耐心去讲解――认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压，终于使大批工人下班后自动来学。他在教文化的同时，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，使大家团结起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。邓中夏作为这个俱乐部的代表，为工人们操办各种福利，同时也赢得了工人的信赖。1925年，他到广东领导管港罢工，为了让工人安心斗争，组织动员各界把多少万人的吃住都安排妥当，被人称为“工人政府的总理”。

由于他一口湘音，别人难懂，于是，他在北京就学北方话，在上海学上海话，到广州学粤语。那些揪人心扉的演讲，给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1933年初，邓中夏在上海担负救援受难同志的工作，仍不顾过去长年曾公开活动容易暴露的危险，以化名到处奔走，甚至召集会议演讲。上海的一些老工人听后说：“您讲得真好，我们听后就想起了好多年前的邓中夏。他就是长相比您年轻一点，口音也不大一样。”

接受处分

1930年，邓中夏从苏联回国，马上被派到洪湖同贺龙一起工作。因他没有搞过农民运动和军事斗争，加上盲动路线指导，在指挥上犯过一些错误。翌年末，他被撤职调回上海。有“过左”思想的中央领导人竟然几个月不安排他工作，也不发生活费。邓中夏全靠妻子李夏明在纱厂当学徒一个月挣7块钱艰难生活。其间，妻子因劳累过度导致小产。曾任全国工运最高领导人的邓中夏仍对党毫无怨言，对革命矢志不移。

视死如归

1933年夏，邓中夏不幸被捕，后来被押往南京。国民党想挑拨他对共产党不满：“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，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，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！”邓中夏轻蔑地回答：“这是我们党内的事，你有什么权利过问？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，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？”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间：“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态度怎样？”邓中夏一听连说：“问得好！请告诉同志们，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，也是共产党人！”

支部领导得知这话深为感动，马上动员大家掏钱为邓中夏买饭，并说：“他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，不能让他最后的日子那么苦。”难友们一听邓中夏的大名，纷纷捐钱，有的把衣物都卖掉，托看守到狱外餐馆订饭。邓中夏每次端过碗来，都激动不已，因为这一盘炒菜凝聚着的是同志们对革命正气的崇敬。